作者简历
陈光中，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届学生。1969年初到陕北黄陵惠家河村插队。后当过铁路养路工、工农兵学员、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已退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发表作品400余万字。
原题
校内和校外都是课堂
——工农兵学员纪事⑮
作者：陈光中
01
打点行装去工厂
我们的大学生涯也算“丰富多彩”：除了一波接一波连绵不断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之外，要么进厂实习，要么下乡搞运动，要么赴部队“学军”，要么去农场劳动……，所谓的“文化课”，倒成了副业。
以1974年为例，除去上述事情和常规的寒假暑假，我们真正在课堂上的时间总计仅有半年。而且这半年并非全部用于上课，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进入1975年以后，情况并没有多大转变。先是因为海城地震的影响，返校日期推迟，一个寒假居然长达两个多月；返校以后，先是到大孤山的渔村“宣讲中央文件”，接着又去地震灾区抢修大坝，待到再次返回学校，已经临近“五一”劳动节了。在数次过渡期间，总是连日待命无所事事。比如3月下旬从渔村回校直到修大坝之前，足有半个月的空闲，我日记里记着：“……院里无人管事，十分混乱。同学自发要求上课，但今天只上了一天，就遭当官的禁止，责为‘业务挂帅’。看来只好仍是什么都不做为好。”所以，1975年的头四个月，仅上了这样的一天课。
其实，许多人本是想踏踏实实地学习的。进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怎能虚度数年两手空空地离开呢！具体就我们班而言，有些同学的底子相当不错，学习热情相当强烈；也有一些同学的文化水平较低，但认真努力锲而不舍。每天晚上教室里的灯光都会亮至深夜，需要值班的老师多次催促，那些刻苦学习的人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然而，无论是大形势还是小环境，都不允许这种学习风气存在。
早在1970年，清华大学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摇篮”，就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题为《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尽管说的是“理工科大学”，实际则针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大学”。文章不仅明确指出“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还上纲上线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
文章说得振振有词斩钉截铁：
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学员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教育不仅要突出政治，还要强调实践。
清华大学的文章中曾举过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实例：
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的，是劳动人民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伟大领袖所教导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一套理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成为完整的体系；而具体的实施过程，主要是四个字：“开门办学”。不仅大学要“开门办学”，就连中小学也要“开门办学”。当时提出的响亮口号是：“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其实，对于我们工科院校来说，本来似乎并不存在“开门”还是“闭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机械制造工艺类的专业，许多知识是课堂上难以讲明白的，必须到车间里通过具体实践才能学到；所以，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也要安排很多下厂实习的时间。我们学校自有的校办工厂尽管设备完备，学生仍要经常去临近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实习。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实际上仍是沿袭了这一传统。
但是，现在所说的“开门办学”，绝不是简单地走出课堂、走进车间，而是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阶级斗争的高度：“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所以，学校的大门一定要越开越大，最好连“门”都没有。正所谓：“田野、车间、练兵场，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
1975年的大连铁道学院。这是我为宣传栏一幅报头所绘的底稿，采用风俗画的形式，主题就是“开门办学”。这幅画在无意中记录了我们学校的概况。图中左侧是校办工厂，右侧是篮球场和足球场；中间居前是主教学楼，后面依次是辅助教学楼、学生宿舍楼以及排球场和另一处篮球场
1975年的5月，我们好不容易正经上了一段时间的文化课，很快就又要打点行装，大张旗鼓地“开门办学”去了。
必须老实承认，在这样的政治斗争风浪中，我再一次成为一个热情高涨的积极分子。尽管我对经常停课搞运动也曾有怨言，但很快就认为那是自己思想觉悟有问题的表现，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能力，紧跟形势。我的日记虽然相当简略，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思想状态。
1975年6月7日，星期六。
后天就要到沈阳去开门办学了。经过专业队的努力，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达到了目的。但是对于这次去沈阳的目的和意义，我同某些人有严重的分歧。前天讨论时还和老艾就此而吵了一架。我认为首先应当强调政治意义，而他认为政治不是空的，应当通过业务来体现。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么浅的道理，许多人就搞不明白？今天专业队动员，书记宋世国动员时的话和我想的完全一样，我感到高兴极了。对于我们上大学的任务，我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从最极端的角度来说，那我宁可一点也学不到，也不能有一丝一毫在政治上的放松。
不难看到，当时我的“政治狂热病”严重到了何等程度！我想，一定有不少同学对我这种以“革命闯将”自居的模样很看不惯了。但我的自我感觉却相当良好，以至于引起一些冲突，这倒是始料未及的。
02
沈阳实习
1975年6月10日，星期二。
昨日乘91次，经七八个小时的旅行抵达沈阳。沈阳车站倒还满像个样子，信号厂的车前来迎接，然而乘车经过市区，越走越感到市区很混乱，尤其是无数大烟囱，把空气污染得十分厉害。住在机电学院的附属中专，这里面简直脏得出奇。本来我们以为这是机院本部，十分瞧不起，后来到食堂吃饭，才看到他们学校实际比我们还要强一些。晚上七八十人住在五楼一间似车站候车室的大房间里。条件很差，睡地铺倒没什么，就是洗脸要到一楼一个像粪坑一样脏的厕所里去洗，只有一个水龙头。
今天早五点起床，六点多厂里的车来接。在厂里食堂吃了早饭，因没来得及买饭票，让我们先吃再算账。
上午开个会，下午参观一下全厂，就分到各班组。我们分在四车间（制模）钳工一班。
下班后吃完饭，因厂里汽车还要送“母子”下班，我们决定走回来。走了四十多分钟，游览一下沈阳一角，印象不怎么样。空气污染严重，到处洋溢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灰尘极大，树上的树叶都变成灰色的了。
1975年6月15日，沈阳信号厂一角
我以前没去过沈阳，对这座城市很有些好奇。想当年清兵入关之前，这里曾是他们的首都，所以也有一座故宫。沈阳又是大军阀张作霖的根据地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可深入探究的地方实在不少。如今它不仅是辽宁省的省会，还是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工业基地，对于我们工科的工农兵学员来说，这里应当是“开门办学”的首选之地。
然而，这次机会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就具体的实习内容来说，在我们自己学校的校办工厂和大连机车车辆厂就完全可以完成，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消耗财力跑到那么远的沈阳去。因此，仅在学校方面，就存在所谓的“重重阻力”。不过，我们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的积极性都相当高涨，有这样开眼界长见识的机会，谁会不愿意去呢！最终自然是校方让步、我们“胜利”了——我们有“开门办学”这面大旗撑着，校方不敢不同意。
即便如此，大家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具体而言，就是到底应当以政治为主还是以业务为主。实事求是地说，这纯粹是无事生非自己制造矛盾。但是，有像我这样的所谓“革命派”存在，憋足了一股子不闹出点花样绝不甘心的劲头，班长老艾他们那些“业务派”永远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实在头痛不已。
1975年6月20日，沈阳机车厂锻工车间外景
我们首先要去实习并考察的是沈阳铁路信号厂，但驻地则在机电学院的附属中专，条件差极了。所谓的“宿舍”是原先的一个小礼堂，“男宿舍”和“女宿舍”只能分成两边，中间用帘子隔开；连床都没有，统统打地铺。最要命的是，整座楼只在一层有一个“像粪坑一样脏”的厕所，晚上如果起夜，必须在五层楼之间上下奔波。我们专业两个班，加上老师便有近八十人之多，大夏天的，几十个人只能共用唯一的一个水龙头。环境如此恶劣，休说那些来自大城市大工厂的同学难免叫苦，就连我也已经很久没有体验了。
如同以往一样，这次仍然是自带被褥。好在我们从入学以来几乎没有安生过，已经习惯了东跑西颠的游荡生活。我那套铺盖，从插队开始就跟着我，经历过窑洞的破土炕、工区的枕木板、学校的上下铺，去过农村的知青点、炮兵部队的营房、渔村的老乡家、地震灾区的农民房……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历尽人间沧桑了。
沈阳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字——“脏”！实在太脏！我真没想到，一个省会城市居然会脏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没有什么“PM10”“PM2.5”之类的概念，但空气污染的程度远超过几十年以后著名的京城雾霾。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身处浓烟滚滚的超级烟囱里面，污浊的空气如同黏稠的浆糊，让人窒息。
1975年6月，我们在沈阳信号厂听模具课
我们的驻地离信号厂挺远，早晨上班的时候好歹有车来接，晚上下班则只能步行返回，一路尘烟实在受罪。回到驻地后，个个灰头土脸的，犹如在井下劳作了一天的“煤黑子”，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可怜的是大家还得靠那个独一无二的水龙头洗洗涮涮，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能打上半脸盆水，想当初陕北塬上缺水村子的艰苦程度也不过如此！
1975年6月，我们全班在沈阳信号厂听工人师傅上大课
不过沈阳也有它过人的地方。比如那故宫，就很值得一去。尽管其规模远逊于北京的紫禁城，仅仅如同一个较大些的地主庄园而已，但毕竟是皇家宫阙，自有一种难得的肃穆与庄严。我们还专程参观了沈阳博物馆，作为一个省级博物馆，还是相当不错了。我带有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成为很珍贵的纪念。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不够等原因，张作霖的“大帅府”以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等许多地方未能前去一游。
1975年6月，我在沈阳展览馆
说到相机，还因它而意外地发生过一场武力冲突。
由于我买的是便宜的过期胶卷，难免发生问题。那天在故宫参观的时候，相机突然产生故障，卷片柄似乎卡住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拨动，搞得我整整一天都很恼火。回到驻地后，赶紧想法修理。我钻进被窝掖紧四角，充当一个临时的暗室。摸索着打开相机后盖，发现问题似乎不太严重：那是一个120胶卷，片头没有粘住，在卷片轴上缠成了一团。虽然只是小毛病，但处理起来很麻烦，需要把全部胶卷连同背纸都扯出来，捋顺后再重新卷好。被窝里场地局促，且全程不能见光，只能摸黑操作，必须一口气干完，我只有耐着性子慢慢捋，直憋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眼看着就要捋到头了，突然眼前一片大亮，还听见有人在问：“这小子鼓捣什么玩意儿哪？鬼鬼祟祟地！”
原来是我们班的小宋从楼下洗漱回来，看见我上半身钻在被窝里，只露出两条腿，很是好奇，上来就掀开被子想看个究竟。
这结果可太严重了。我忙活了半天前功尽弃不说，那卷胶卷一见光就全报废了！我不禁勃然大怒，大骂：“混蛋你干嘛！”
小宋一掀开被子，就知道自己闯祸了。被我一骂，相当尴尬，不由得也急了，上手就打了我一嘴巴！
我只觉得浑身的热血都涌上了脑袋，立刻就扑了上去。
这场打斗昏天黑地，我居然明显只占下风，实在出乎意料！原先看那小宋虽然比我高半头，身材却显得单薄，没想到一交手，才发现他那两条胳膊劲儿不小呢！幸亏宿舍里人多，七手八脚很快就把我们拉开了，否则我真要吃大亏的。
说来这次事件也许并非偶然。小宋来自内地某大厂，有丰富的车间实作经验；他的文化基础也相当好，学习总是超前。为此颇有些恃才傲物，明显瞧不起我们这些来自田野乡村或是铁路基层的同学。记得当初我因为不知“冲子”是什么东西而经常被他嘲笑，心中难免忿忿。而我在他眼里大概也没多少好印象，因为我时常会在他显摆学问的时候泼点儿凉水抬抬杠；尤其我的“政治狂热症”，让他十分反感。如此长期积累，“掀被窝”便成为一个必然的爆发点。
说来奇怪得很。一场“武斗”过去，我俩倒都没记仇。戾气得以发泄，关系反倒好转，该交往还交往，该抬杠还抬杠。尽管谈不上是可以深交的朋友，至少彼此有所敬重。实事求是地说，在校三年，他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之一，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毕业集体照中的宋宁生
关于小宋，班长老艾说得更全面些：
宋宁生基础好，加上个人的努力，学习上毫不吃力。在上基础课阶段，他自学了高中的全部数学课程。他的性格中有孤傲的成分，有些看不起基础差或者学习不好的同学。因此除了几个与之对脾气的同学，他和其他同学的来往较少。
在学习或者处理事物上，他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欢独往独来。例如，工艺系的各班学生都学习英语，他认为日本的铁路系统比较发达，技术也先进，所以他就自己跑到机车车辆系去学日语，而且学得不错。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能凭借字典翻译比较简单的专业资料了。
他还是个棋迷。节假日，同学们很少能见到他在教室或者宿舍里，因为他跑到校外下象棋的人堆里去看下棋或者下象棋去了。由于只胜不负，他在学院外的象棋界也是很有名气的！据他讲，由于长时间侧坐下棋或看人下棋，他的肩膀一高一低，体态都有些变形了。
03
开眼界
我们在沈阳的“开门办学”进行了二十来天，内容安排得相当满。除了在沈阳信号厂实习，还参观了沈阳自行车厂、机车厂、风动工具厂、重机厂等大大小小的工厂；返回大连的途中，又特地在鞍山下车，先后参观了鞍山钢铁厂的第一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冷轧厂，以及鞍山拖拉机厂，实在是大开眼界。
在此之前，我仅在大连机车厂实习过，觉得现代化大型企业的气势已经让人十分震惊了。待到去沈阳和鞍山走了一圈，才发现这世界之大远无止境。比如同是锻工车间，沈阳重机厂的规模大大超过大连机车厂。车间里使用3200吨水压机加工的特大锻件，需要大型天车才能移动。那重达数吨的锻件加热后烈焰耀眼，若是不戴墨镜根本无法直视；站在十几米外就感到热气蒸腾，绝对不敢靠近。这么大的家伙，很难想像预热它的加热炉又将是何等惊人的模样；而锻件在水压机的砧台上翻来滚去，像是一块光芒四射的大面团，被轻柔地揉搓变形，看去煞是有趣。说来这才仅仅是3200吨的水压机，真不知上海那著名的万吨水压机将大到什么程度。
1975年6月23日，参观沈阳重机厂正在工作的3200吨水压机
沈阳重机厂3200吨水压机及锻件
在大连机车厂所看到的最大的成型部件，也无法与沈阳重机厂的普通产品相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正在用铣床加工的球磨机外壳，悬在半空的工作台上，有一名工人操纵着铣床，那场面，只能用“小蚂蚁啃大西瓜”形容。工作场地旁边，还有两个正待加工的巨型齿轮，体积庞大得超出常人的想象，大概只有在《格列弗游记》里的“大人国”才能用得上这东西吧！
1975年6月23日，沈阳重机厂金一车间的工人师傅正在操纵铣床加工巨大的球磨机外壳
除了考察各种机械加工设备，还需要深入了解的，是金属加工工艺。对于我们专业来说，重点自然是锻造与冲压工艺。原先认为“锻压”不过就是“打铁的”，抡小榔头敲马蹄铁与用大锻锤打巨型件，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现在才知道，那里面的学问还是很深的。
对我来说，最神秘的也许是热处理工艺，说通俗些，就是“淬火”。许多没进过工厂的同学往往读成“脆火”，难免受到那些“内行”同学的嘲笑，他们字正腔圆地教导我们这些“土包子”说：“别露怯啦，那叫‘蘸火’！”有人不甘其辱，认真地查字典，却发现“脆火”才是标准的读音，立刻对“洋包子”进行反击，以致争论不已。其实两种读法都不算错，前者是书面读音，后者是专业行话。客观而言，还是“蘸火”更形象一些：那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加热后的工件放到特殊冷却介质里“蘸”嘛！
不过，“淬火”的过程还是相当复杂的。既要考虑工件以及冷却介质的材质、成分，还要控制温度、时间等相关因素……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在金属热处理的过程中，工件的物理形态和化学成分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了“金相学”等相应的学科，那就更加深奥了！
相比之下比较乏味的，是我们在信号厂参加实习的冲压车间。所谓“冲压”，也是一种特殊的金属加工方式，主要适合于使用模具进行批量生产，小至啤酒瓶盖，大至汽车外壳，都可以采用冲压工艺。简单说来，冲压的流程一般只有四道基本工序，一是冲裁，二是弯曲，三是拉延，四是成型；而技术的核心是模具的设计制造和冲床的规模能力。即使很小的冲压工件，也有工艺很复杂的，看着机器经过若干工序之后就能把一块平面的薄铁片变成一个形状复杂的立体成品，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成批生产固定模式的部件；一天到晚就是制造成百上千的单一产品，实在枯燥之极。
同样有些乏味的，大概应算车床的活儿了。不过车工好歹还要不时调整一下机具、度量一下工件，冲压工则始终只是在机械重复一套固定的动作，所以最容易出事故。尽管在冲床的“安全操作规程”里明文规定，工作中必须使用专门工具、不得用手直接送料或取件，但人总有马虎麻痹的时候。不少冲床师傅的双手都有伤残，就是因为干活的时间长了难免走神，一时不慎将手伸到了模块下面，瞬间便被机器切掉了手指。所以，如何使送料进料的工序改变人工操作的落后方式，而发展为机械化自动化，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具体也很重要的课题。
沈阳信号厂的冲压车间
如此深入的下厂实习和参观考察，确实让我们受益匪浅。我真佩服那些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们，他们的许多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真是聪明之极。
说来大概所有的机加工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原动力不过就是一台普通的电机；而那些机床的基本功能，则是通过皮带、滑轨、齿轮、齿条、螺杆、丝杠、曲轴、摇杆……各种各样的传动装置，把电机的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曲线运动、往复运动、螺旋运动等等，最终完成加工任务。
有些设计构思看似简单，其实极为精巧，甚至让人匪夷所思。比如，我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在一个机加工车间看到的一项技术改造。工人师傅不过就是在传动部位附加了一个小小的拨杆，通过有规律的往复运动，把加工成型的工件很规则地拨拉进料筐里面，省得还要人工收集整理了。有的同学脑子极快，当即提出，如果再设计一个机械计数装置，岂不是在收集工件的同时也将数量统计出来了？车间的技术员和工人师傅对这个“合理化建议”大加赞赏，认为是个很有价值的好主意，实施起来应当并不困难。
我非常佩服这些能够“脑筋急转弯”的同学，相比之下，我就显得迟钝多了。我似乎天生就不是学工科的料，不仅让那些千变万化的设备搞得眼花缭乱，就连必要的专业基础课也难以深入进去。在早期的文化补习中，我基本还能轻松应对，而一旦进入专业课的领域，立刻就感到步履艰难了。除了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动力和兴趣。
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像我这样来自铁路基层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就是原单位。我的原单位是西安铁路局的宝鸡工务段，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设备车间，最主要的生产任务，说白了，就是把各工区交上来的那些破洋镐烂铁耙坏撬棍之类的养路器具重新回炉修复而已。在那里，休说高等数学的抽象理论永远派不上用场，就连最常用的金属热处理工艺也未必有什么用途——洋镐的硬度成色没太大讲究，至多是处理得不到位以致抗磨损性能差、使不了几天就得回炉罢了，用不着对淬火流程进行细致的计算和复杂的检测。更何况，我的打算本是回工区继续当养路工，连设备车间都不想去呢，真不知浪费时间学那么多注定没用的东西有什么必要。
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的学习热情自然受到很大影响。我对政治的关心以及在美术绘画上所消耗的精力，远超过对学业的钻研。像这次“开门办学”只有三周时间，我便画了大量的速写，现在看来是一种难得的纪实性资料，但也说明我的兴趣点与“正业”有相当大的偏离。
在经历了沈阳那污浊的环境之后，鞍山郊区的傍晚显得格外清新
鞍山拖拉机厂总装厂门外的露天拖拉机场
我们班在鞍山拖拉机厂听工人师傅讲课。靠窗前排坐着的，是班长艾传刚
不过，沈阳与鞍山之行对我还是有很大触动的，至少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专业的知识范围有多广。而几个月前铁道部的恢复，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影响，因为随之而来的小道消息说：铁路大专院校很快将回归铁道部管辖，这一变化不知是否会改变我们的毕业去向。不仅那些来自交通部系统的同学颇为担心，就连我们原本就是铁路职工的人也有些惴惴不安。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许最终回不了原单位。
如此一想，精神压力陡然而增：如果到时候真的被分到某个工厂的锻压车间，却腹中空空连个普通技术工人的活儿都干不了，岂不是太丢人了吗！那时还能说现在所学的东西全无用处吗？！
思路一旦有所改变，才发现自己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再不抓紧迎头赶上，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的日记里也表现出思想上的这种转变：
前天陪余耶国去李小平房间拜访，与李聊天，她表露一种对我来说完全崭新的思想：“为了将来支援世界革命，万一有出国的机会，是很光荣的，因此要努力学习。”
这使我甚为吃惊，心中佩服其理想远大，也深为自己荒废学业而惭愧。
一年来，我与74级的余耶国交往颇多，互认知己。别看这家伙黑黑瘦瘦的似乎貌不出众，却善于与人交往，而且很有“女人缘”，甚至与外专业的女生也多有结识。由于他的“引路”，我也得以壮胆进入四楼的女生“闺房”。那天去拜访的李小平，与我同级，是机械制造专业73（2）班的，据说是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是个很精干的小姑娘，总穿着一件肥大的旧工作服。按说我比余耶国要早认识她一年呢，又都是学生会宣传部的成员，彼此并不陌生，但实际上除了工作关系，几乎没有更多的接触。余耶国与她反倒更熟悉，让我自愧不如。
李小平性格开朗，聊起来无拘无束。在那时的环境中，居然敢于表露打算出国深造的思想，应属相当大胆了。要知道，她想去的可不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那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而是美国英国之类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我连日记里都没敢记这些聊天的具体内容，但心里还是十分佩服她的远大志向。只是毕业后各奔东西，不知她后来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那年的暑假十分短暂，整个8月都非常忙碌。我在不知不觉之间也走上了以前自己曾经批判过的“白专道路”，开始努力学习了。
我们的学制在不断缩短，根据随时都在调整的教学计划，在第二个学年的下学期，应该进入“锻压设备设计”的预备阶段了。我们去沈阳“开门办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对各种机械加工设备有全面的了解，为最后一个学年的重头戏——毕业设计——打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到了这个阶段，还有诸如英语、电工、力学、高等数学、近代物理等大量基础课没有完成，只能与专业课齐头并进。
说到专业课，真是名目繁多。比如锻压设备概论、金属学热处理、锻造工艺学、金属工艺学、冲压工艺学、机械化装置设计、曲柄压力机设计、机械压力机设计原理、锻压设备的液压传动、锻压工艺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锻压新工艺……多亏我保留着那份不太完整的教学计划，才能列出这么多的课程目录。其实现今我的记忆中对此几乎一片空白，无法想像自己曾经学习过如此繁杂的东西！
对我来说，似乎更适应逻辑思维，所以对高等数学情有独钟。当时最流行的是著名数学家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这套上下两册的教科书风行数十年，是无数理工科大学生最熟悉的必备教科书。在我们那个时候，这书——尤其是与它配套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很难买到，有些是委托北京及上海的同学探亲时代购，有些是向老师或72级的学长借阅。
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数学讲义》我一共学习过四遍：第一遍是在课堂上学的，第二遍是寒假回家时自学的，其他两遍则是许多年以后上级组织工农兵学员集中补习的时候重新学的。我有做数学习题的瘾，把《高等数学习题集》的习题都做完了，并整理成了几个厚厚的本子。有人开玩笑说，我这套樊映川版的“高等数学习题集详解”很有正式出版的价值呢！
可笑的是，下过如此功夫的高等数学，现在想来，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连那个代表性的符号“Σ”的读音，都记不得了，实在难堪。
从狂热于政治到开始认真学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转变。没想到的是，这时的学习，却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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